选妃名单定下来之后，朝堂上安静了几天。

　　但这种安静不是风平浪静。恰恰相反，它是暴风雨前的沉闷——就像夏天午后，天压得极低，一丝风都没有，树梢上的叶子一动不动，连蝉都噤了声。所有人都知道要下雨了，但没有一个人知道第一道雷什么时候劈下来，会劈在谁头上。

　　朱载坖知道。

　　因为冯保每天傍晚都会准时送来东厂的盯梢记录。厚厚一沓，用红绳扎着，封口处盖着东厂的印鉴。

　　“三月初四，成国公府后花园。刘全与户科给事中孙承煜饮茶，坐约一个时辰。刘全言：‘新法若行，天下田亩无分肥瘠，一概征银，贫者愈贫。孙兄职在户科，正当言之。’孙承煜答：‘正在斟酌。’刘全又道：‘张居正刚愎自用，听不得人言。孙兄上疏时，措辞不妨激烈些，不激烈不足以动天听。’”

　　“同日酉时，驸马府。许从成设家宴，座中有礼部郎中温如璋、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李承恩、刑部主事赵志皋。席间论及新法，温如璋言：‘不分等第，瘠田与膏腴同率，此非仁政。’许从成笑曰：‘温兄江南人，最知江南事。这话该你说。’”

　　“三月初六，午时，东市茶楼雅间。户科给事中孙承煜、兵科给事中周世选、刑科给事中王用汲三人聚谈。孙承煜出示一疏稿，周、王二人观后皆点头。周世选言：‘此疏若上，新法当有变。’孙承煜收疏稿，笑而不语。”

　　“同日，成国公府管事刘全往三处宅邸送信。一为孙承煜宅，一为温如璋宅，一为佥都御史陈瓒宅。所送何物，未得详查。然三宅皆有收受。”

　　冯保念这些的时候，声音平得像一潭死水。

　　朱载坖听完，只是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。

　　他在等。

　　等这些人从私下嘀咕变成公开上疏，从暗处走到明处，从“私下斟酌”变成“廷议面争”。

　　只有他们跳出来，他才看得清谁是人谁是鬼。只有他们把话说透，他才知道一条鞭法到底哪里还有漏洞。

　　朱载坖让人抄了一份送去东宫。不是要朱翊钧直接参与政事，而是要他学会看人。

　　朝堂上的每一个名字，都不是孤立的。他们有座师、有同乡、有同年、有姻亲，有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。

　　孙承煜是刘全的座上宾，刘全是成国公府的管事，成国公府背后站着的是谁？驸马许从成为什么出钱不出面？佥都御史陈瓒不是言官，为什么也要掺和进来？

　　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比那些奏疏本身更重要。

　　朱翊钧看完记录，在书房里坐了很久。他把每一个名字写在纸上，用线条把他们连起来，最后画出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图。他盯着那张图看了半天，忽然觉得朝堂上的人比书上的圣人教诲复杂得多。

　　三月初九，朱载坖在内阁票拟上批了“依拟”二字，正式将一条鞭法草案交六科廊房给事中复核。

　　这是例行程序。诏书草稿经内阁票拟、皇帝批红之后，还要交给六科给事中复核。六科给事中有封驳之权——如果他们觉得不妥，可以把诏书退回去。

　　孙承煜是户科给事中。这条鞭法涉及户部，按惯例归户科复核。

　　消息传到孙承煜耳朵里，他正在家里吃饭。他把筷子一搁，擦了擦嘴，站起身在堂屋里踱了三圈，然后对夫人说：“今晚不要等我，我要写奏疏。”

　　夫人看了他一眼，没问为什么。她嫁给他十几年了，知道他这个表情意味着什么——他要做一件大事。上一次他露出这个表情，是弹劾一个侍郎。那一次他赢了，侍郎被罢官。这一次呢？

　　孙承煜把自己关进书房，从酉时一直坐到子时。中间让下人送了一回茶，他一口没喝。案上摊着那份一条鞭法草案，他翻来覆去地看了三遍，在每一处他认为有问题的条款下面画了红线。

　　他不是不通庶务的迂阔书生。他是户科给事中，管的就是钱粮。他看过各省送来的鱼鳞册，知道江南的田亩肥瘠悬殊到了什么程度——太湖边上的膏腴田，一亩年产两石有余；浙西山间的梯田，一亩年产不足五斗。这两种田如果按同一个税率征税，山民要么弃田逃亡，要么卖儿鬻女。

　　这个道理，张居正不可能不懂。孙承煜想不通的是，张居正为什么要在草案里写“不分等第，一概征银”八个字。是疏忽？还是有意为之？

　　不管是疏忽还是有意，这个漏洞必须指出来。

　　但孙承煜也清楚，如果他只指出漏洞，不反对新法本身，那他在成国公府那边就交不了差。刘全送来的那封信很厚，厚到他捏着信封就知道里面装了多少银票。他收了，就得办事。办到什么程度，得看银票的厚度。

　　他在书案前坐了很久，最后写了两份奏疏。一份是针对漏洞的纠弹，措辞平实，就事论事；另一份是全面否定新法，措辞激烈，上纲上线。

　　他把两份奏疏并排摆在案上，看了又看。

　　最后，他把第一份收进了抽屉，拿起了第二份。

　　不是因为他不想说实话，而是因为他觉得——说实话的人太多了，张居正听不进去。也许，只有把话说得够重、够狠，才能让皇帝和张居正正视这个问题。

　　他是这么对自己说的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温如璋也在灯下看那份草案。

　　他比孙承煜谨慎得多。他是礼部郎中，不管钱粮，但他管的是礼仪制度。一条鞭法是不是合乎祖制，他有权说话。而且他是江南人，苏州府吴县出身。他的族叔至今还在老家种那几亩山田，每年收成不够交税的，全靠他在京城的俸禄接济。

　　他太清楚山民的苦处了。

　　他拿起笔，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数字：三分。

　　这是他对新法的期望——如果一定要征银，至少把山间瘠田的税率降到每亩三分，与膏腴田拉开差距。只有这样，山民才活得下去。

　　但写完他又划掉了。因为草案上写的是每亩七分。从七分到三分，差距太大，张居正不可能答应。他从七分降到五分，从五分降到四分，最后停在了四分上。

　　然后他又想起一件事：许从成的家宴上，有人提了一嘴，说驸马府愿意出钱印一批“民情陈情书”，送到在京的各衙门去。温如璋当时没有接话，但也没有拒绝。

　　他拿起那份草案，又放下，又拿起。

　　最后他叹了口气，把草案合上，吹灭了灯。

　　明天再想吧。

　　三月初十，朱载坖把朱翊钧召到乾清宫。

　　父子俩在暖阁里坐了一个下午。朱载坖没问太子功课，也没问他读了什么书，而是把东厂送来的盯梢记录摊在桌上，一条一条指给他看。

　　“你看这个人。”朱载坖指着孙承煜的名字，“户科给事中，七品官。他上疏弹劾一个侍郎，赢了，名声大振。现在他又要上疏了。你觉得，他这次是为国，还是为名？”

　　朱翊钧想了想，说：“也许两者都有。”

　　朱载坖点了点头：“朕也觉得两者都有。但你要记住，一个人做事，动机从来不是单一的。重要的是他做的事对不对，而不是他为什么做。”

　　他又指向温如璋的名字：“这个人，礼部郎中，五品。他不是言官，本可以不说话。但他要说话。你觉得为什么？”

　　朱翊钧看了一眼记录上“江南人”三个字，说：“因为他家里有人在江南种田。”

　　“对。”朱载坖说，“他不为名，不为利，就为他族叔那几亩山田。这种人说话，往往比那些为名为利的人更值得听。因为他有切肤之痛。”

　　朱翊钧点了点头。

　　朱载坖又指向许从成的名字：“这个人，你也认识。他出钱不出面，你觉得为什么？”

　　朱翊钧想了想，说：“因为他上次被父皇训诫过，知道父皇盯着他。”

　　“还有呢？”

　　“他想让新法不成，但不想让父皇觉得他在阻挠新政。”

　　“对了。”朱载坖靠在椅背上，“所以你看，朝堂上每一个人，都有自己的算盘。张居正有他的，孙承煜有他的，温如璋有他的，许从成也有他的。朕要做的，不是听谁的话，而是从他们的话里，找到对天下有用的东西。”

　　朱翊钧沉默了片刻，忽然问：“父皇觉得，一条鞭法真的是对天下有用的东西吗？”

　　朱载坖看了他一眼，没有直接回答。

　　“朕现在不会这么早下结论。”他说，“所以朕要开廷议。让他们当面辩，辩清楚了，朕就知道了。”

　　三月十一，廷议前夜。

　　孙承煜一夜没睡。他把那份奏疏改了又改，润了又润。每一个字都要斟酌，每一个典故都要核实。他知道，明天文华殿上的每一句话，都会被记入邸报，传遍天下。他不能出错。

　　子时三刻，他终于改完了最后一个字。他放下笔，把奏疏从头到尾念了一遍。念到“虐民”二字时，他停顿了一下。

　　这两个字是不是太重了？

　　他犹豫了一瞬，但没有改。

　　他吹灭灯，躺在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他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：张居正会怎么回应？张居正不是好对付的人，那个人心思缜密，算无遗策。他会不会早就料到了有人会拿“不分等第”做文章？他会不会已经做了修改？

　　这个念头像一根针一样扎进孙承煜的脑子里，让他猛地坐了起来。

　　不会的。草案已经发到六科廊房了，白纸黑字，写得清清楚楚。如果张居正要改，早就改了，不会等到现在。

　　他重新躺下，强迫自己闭眼。

　　明天，一切都会见分晓。!!！